颜辉委员:加强职工技能教育应对人口红利减退
来源:好上学 时间:202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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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颜辉提出了《关于切实推进职工职业技能教育的提案》。这个问题看似具体,实际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千万企业、关系中国*、关系中国发展,是个大主题、大战略。新华网今天专访了颜辉委员,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人头渐少、人才短缺,是您对当前职工队伍的一个看法,您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颜辉:从近36年的发展来看,中国享受了两个红利:一个是改革红利,一个是人口红利。两个红利,就像两个车轮高速带动了中国经济列车。中国职工作为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中国有职工3.5亿人,其中农民工占2.69亿人,农民工已成为中国职工的主体。56万多亿元的经济总量,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走向世界的“中国*”,都凝聚着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心血、汗水、甚至是牺牲。中国工人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工人”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然而,36年后的今天,中国职工队伍从数量到素质都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其中一条就是“人头渐少、人才短缺”,人口红利逐步减退。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态势。
与此同时,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差、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日渐突出,成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重大瓶颈。据2012年全总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95年,其中52.7%的职工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及以下,初级职称及没有职称的职工高达76%,仅34.6%的职工在结束上一份工作后接受过技能培训。目前,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比率一般在1:3至1:4之间,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高达1:6,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
现在,我国劳动力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多数人少有专业技能,只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问题:一方面技术快速进步企业急需专业技工,另一方面大量职工因无专业技能找不到工作,结构性失业越来越重;一方面产业升级需要关停一批落后企业,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不少职工缺乏其他专业技能难以再就业,产业升级步履维艰。全总有个调查:51.3%的农民工和47.4%的劳务派遣工认为,找工作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技术,32.5%的农民工和37.5%劳务派遣工认为找工作难是因为自己学历太低。解开这个疙瘩,一个关键就是要切实推进职工职业技能教育,这是今年两会我提出这一提案的基本考虑。
主持人:抓职工技能教育,让人感觉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颜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抓职工教育确实引的是“远水”。但是,这个“远水”不引,中国*就没有前途、经济强国也是“画饼充饥”。
你看看世界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首先做的是什么?2008年,欧盟委员会推出了经济复苏计划,要求各成员国在资金和制度上增加对职工教育的倾斜;2009年,美国*为了降低高失业率,开启了为期三年的人力资本提升计划,每年投入100亿美元用于职工教育培训;在亚太地区,日、韩、澳、新等国在原有注重职工教育的基础上,也分别出台了强化措施。这是场人才竞赛,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能说不重视,但是,由于国家人力资本提升战略缺位,劳动力富裕时,没有注重职工的教育培训,产业升级时,又缺乏合格的技术工人。这对于未来的竞争极为不利。
其实,抓职工技能教育这个“远水”,也能解得了“近渴”。职工技能教育,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有时用一个月进行培训就可以,但能有针对性地帮助职工获得技能,更顺利地就业、转行。只要我们肯在这方面下功夫、花大钱,是能够兼顾就业与发展、近期与长期目标的。
主持人:您提出职工教育抓住“一张网”、“一条线”,能解释一下吗?
颜辉:全社会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甚至学前教育都给予高度关注,职业技能教育却成为聚光灯下的阴影。从劳动者自身来说,很多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举全家之力贷款、借债供孩子读书,却轻视自身的技能学习和培训,对提升劳动技能和素质缺少自觉性和主动性;从企业方面来看,为了节省自身生产成本,很多企业不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训,未把职工培训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投资来看,不愿对员工进行必要的知识充电;从*部门来说,人社部门和各地工会都有一些松散的培训机构,教育领域也有一些公办和民办的高职与技校,但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
就职工教育而言,首先是*、企业、工会(劳动者)这劳动关系三方,加上各类高校职校,形成“一张网”。在职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和责任义务方面,劳动关系三方是高度一致的:从*来看,培养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劳动者队伍是*的重要职能;从工会来看,*职能的重要一项就是提升工人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对于企业来说,职工教育培训既是社会责任,也是其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各类高校职校则可发挥人才密集的比较优势,面向社会,服务发展。建议由*牵头,利用各方特别是工会延伸到行业企业和县乡的组织体系,规划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职工教育培训网络。
所谓“一条线”,就是把教育培训——推荐就业——考核定级——学历提升有机衔接起来,职工通过教育培训有不断的上升空间。同时,要强化*、企业、学校以及社会有关方面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的联动,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合并相同培训项目,统一制定培训计划,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效率。
主持人:为什么您要主张恢复修订八级工制度?
颜辉:一个国家不注重技术工人的地位、待遇,人们就不会去钻研技术,工业产品就不会创新,质量就难以提高。而要解决技术工人的地位、待遇问题,我以为可以恢复修订八级工制度。
上点岁数的人,会对八级工制度有印象。1956年,全国按产业、按部门逐步建立起不同工种的技术等级标准,并开始全面推行考工定级和考工晋级制度。当时,技术等级的分类通常是八个级别。这就是八级工制度。那时一个“八级工”,是很神气的,工资甚至超过厂长,社会地位也很高。历史上,这一制度曾对职工学习技术、提高技能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很可惜,文革中这一制度陷入瘫痪。
我主张恢复修订八级工制度,并不说原样照搬,而是希望*组织各行业统一制定严谨细致的资格认证标准,通过考试定级颁证,并根据技术差别拉大工薪差距,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必须是平等的。
实行这一制度有什么好处呢?一是企业和市场可以根据职工技能的级别更方便地确定职工的薪酬。二是便于劳动力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域的自由流动。三是激励职工提高自身技能素质,培养造就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四是,唤起社会公众对高技术工人的尊敬之心。而不以是不是农民工,工龄是长还是短,来区别身份。
主持人:当前治理雾霾、化解过剩产能,一批工人因此下岗,对于这批工人再就业,您有什么建议?
颜辉:化解产能过剩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点,尤其是近年来雾霾问题愈演愈烈,中央对一批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确定了具体目标。在河北,到2017年就要压减钢产量6000万吨。这真是“壮士断腕”,不得不为之。
不过,下岗转岗问题也随之而来。仅在河北省唐山市,初步测算,要完成钢铁产能削减任务,就有40多万就业人员需要安置。这么庞大的群体就业问题解决不了,治理雾霾、化解过剩产能何从谈起?!
人员下岗分流了,职业指导、介绍,尤其是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就要及时跟进。目前,全国近80%务工人员在中小微企业就业。化解过剩产能行动中,“关、停、并、转”的主要也是中小微企业。多数企业自行组织职工教育培训并不现实,宜由劳、资、政三方加高校组成的机构通过项目制方式实行市场竞标采购,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按培训验收合格率提供资金补助。
职业培训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企业的人员需求,也可引领社会职业发展,如护老、家政等。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主要应由*和企业承担,这是国家人力资本提升战略的必要付出,也是国际惯例。
主持人:您提出职业技能教育中要争取国际机构组织支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颜辉: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包括*、工会和雇主组织在内的劳动关系三方主体事务。其下属的工人活动局具体负责职工教育工作,同时也是各国职工教育工作状况的信息库。通过争取国际机构组织的支持,可以获取资金、经验、项目、技术等各类援助,有助于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理念和水平,培育更多高素质人才。相关国际机构所拥有的专家学者也可聘请来华作为师资顾问。
另外,西方发达国家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教育培训的丰富经验,有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技术工人教育培训的方法途径,也可供我国参考借鉴。中国和德国从产业构成上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以加工*业为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德两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较小,合作更密切。但是,中国的*业水平与德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职业技能教育的差距。
在德国,学生通过结业考试成为技术工人后,经过几年实际工作,可报考技师;此后,还可通过考试成为技术员、工程师和企业及部门领导人,或进入大学深造,取得大学文凭。这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开放体制培养出的技术工人,具有较强学习能力、职业习惯、职业纪律和职业技能的价值认同,这成为德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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