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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揭阳县是广东省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其历史悠久，见诸史乘已有2千多年的历史，其境内榕江流域地区曾是古粤东、闽南的区域中心和潮汕文化的发祥地。本文就1840年（中国古代史下限）以前揭阳各个时期的建制沿革、社会经济、文化试作初步探索，以请教方家。
一、从远古到秦汉时期
这个时期是揭阳县开始建置，并管辖有历史上最广地域的时期。
揭阳得名于五岭之一的揭阳岭（五岭：一说是大庾岭、始安岭、临贺岭、桂阳岭、揭阳岭；另一说是大庾岭、越城岭、萌诸岭、崎田岭、都庞岭），最早见诸史乘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任嚣、赵佗南平南越后，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南海郡今潮汕地区、梅州市和闽南一部分的区域内设揭阳戍区，这是潮汕建制的萌芽。所以饶宗颐教授说“稽潮事最古可徵者，当肇於嬴秦之戍揭岭”。（1）至秦末，诸侯纷纷叛秦，时达南海郡慰任嚣病危，其论析天下及岭南之军事政治，以为岭南可以立国，遂劝赵佗拥兵自立。任嚣死后，赵佗依言行事，割据岭南，于公元前204年自建南越国，并派史定任揭阳令，于是这里才有了政权建制，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于原来揭阳的地域建置揭阳县。隶属南海郡，潮汕地区开始有了直属中原王朝的政权建制，这一建制一直延续到晋义熙九年（413年）分揭阳置义安郡止，所以今天我们谈晋以前揭阳的历史，就是谈今潮汕及周围地区的历史，这段时期尤其是秦以前揭阳地域的社会怎样，文献记载资料很少，我们只能借助考古资料来了解。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至今，一代代的考古工作者和文博工作者在粤东这片古揭阳地域做了不少考古勘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一大批考古文化遗址和遗物，透过这些信息资料，我们可以窥察到古揭阳的社会风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韩江出海口的南澳岛象山发掘了一批打击石制品，形制细小扁薄。据考古学家曾骐教授推断，年代为距今8000年左右。（2）这是迄今发现的粤东地区最古老人类文化遗存，在乎知蔽今揭阳玉湖关爷石遗址也发现有一些角岩打制小石片，曾骐教授认为其打技术与象山细小石器相近。说明早在8000年前，已有先民在粤东这片土地上生产和生活。当然，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或许会发现比象山遗址猛敏更古老的遗存，那么古粤东的历史也将提前到8000年以岁州前。
潮安陈桥贝丘遗址，池湖贝丘遗址以及与之相近的揭阳地都洪岗遗址，年代是距今5000—6000年，从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猪、牛、鱼等动物骨骼和贝壳情况看，这个时期的先*要是通过从事渔猎和捕捞来获取生活资料，而许多骨刀、骨锥、骨○及骨针等磨制骨器的发现，说明这里的先民已较多地使用骨器。而在普宁广太镇绵远村虎头埔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生产遗址，通过发掘，发现有基本同期陶窑17座密集在一处，充分显示了大约4000年前这里的陶瓷工业的发达程度。
到目前为止，在粤东史前考古中发现最多、分布最普遍的是浮滨类型的考古文化遗存，已发现的不下数十处，从地域上看，主要分布在粤东榕江、韩江与闽九龙江、晋江四大流域。而榕江流域是浮滨文化遗存分布较为密集的地方，它在揭阳县（指今揭阳）境内就有5个遗址群，已发现的遗存33处，（3）这大概是榕江流域到秦汉时期成为粤东地区的区域中心的预示。据考古学家邱立诚教授推断，浮滨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商于西周时期。（4）丰富的浮滨文化遗存反映了粤东地区在原如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这一阶段的历史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从浮滨墓葬的形态来看，墓向排行方向不一，紊乱无序，反映了浮滨人氏血缘纽带已破坏，埋葬方式以权力、等级、富裕程度的差异为基础；（5）在浮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有陶纺轮、大量陶器和陶拍，说明浮滨人已能从事陶瓷生产，而且生产有一定规模（因为在南澳东坑仔遗址一次就发现陶拍7件），能生产出巨大的陶器，如大口尊等，陶器中开始使用施釉技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在一些浮滨遗址中还发现有青铜锛、青铜残片、青铜渣，说明浮滨的主人已铸造和使用青铜器，而各地墓葬随葬青铜器的普遍发现，应是青铜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出土文物中发现有石戈、石矛、石等兵器，说明这个时期这里的战争还是很频繁的。另外在揭阳仙桥浮滨类型遗址中还发现有石质牙璋，牙璋作为一种源于中原的“礼器”，用于向上帝祖先神明告成功，有权杖的作用，仙桥遗址石璋的发现，一方面说明浮滨人的社会中显然有了等级差别，另一方面也说明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6）
浮滨文化之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揭阳岭的开通，南越文化以很强劲的势头渗透到本地，并改变了这里土著的文化风貌。在考古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浮滨类型之后，韩江流域几何印纹陶东山再起，大量使用考古学家认为是南越族特有的标志的陶器———夔纹陶。（7）这个时期，随着南越国人的迁入，也传进了先进的稻作技术，今揭阳新亨龙车溪畔山岗上发现一件方格纹陶罐，印有稻穗痕迹，最大的一穗达23粒。曲溪五堆山岗遗址发现石钁和三角形穿孔犁头形器，其它地区普遍发现各种石斧、石锛、锄、铲、刀以及石磨盘、磨杵等农业工具，表明锄耕农业在继续发展，（8）由于石器中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和青铜农器的使用，稻作农业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榕江中游出现了稻作区，原始的水稻点种耕作制度，也被火耕水耨制所代替。（9）
尽管对古揭阳县建置时间历来有争议，但始于秦南越国而定于汉武帝的提法近年来似乎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秦汉时期揭阳县的城址（县治）在哪里？由于史籍缺乏明确的记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潮学研究者就为这个问题争论着，有人认为在今揭西河婆，有人认为在今丰顺汤坑，还有人认为在澄海的龟山等等。但各种说法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要说在河婆、汤坑，为什么揭西、丰顺等地至今考古未发现有汉代绳纹瓦一类的遗物，更不用说秦汉时的古城址了。（10）而澄海龟山虽然发现汉代建筑遗址，但龟山的位置在二千多年前是突出在海边的一座小山，没有扼要的地势，要作辖地幅员上万平方公里的古揭阳的政治中心，是很大安全的。（11）根据清人顾祖禹编的《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揭阳故县城在县西北，揭岭之南。汉置县，以揭岭为名。”“揭阳山在县西北一百五十里……亦日揭岭。……史禄留家揭岭，或以为即此山也。”结合秦伐百越，汉平南越的路线和秦汉时期揭阳境内的地理形势。笔者认为揭阳故城址应在古揭阳县境内北部方向（或东北、或西北）较有可能。这一点饶宗颐教授在《潮州志·沿革志》中也有提到：“秦汉时自意溪以下，滨海冲积之北，悉为溟渤，而揭阳岭所属远及赣境，故以史禄留家而通道于桂林，吴阳为揭人而入仕于湘西，知汉时之揭阳县，其政治中心应在潮郡以北，而滨海一带，悉为荒陬，尚未开发可断言。”当然，笔者这一论断，以及城址在北面哪个具体地点，就有待于我们的潮学研究者搜集到更详细具体的文献资料（如古代地域图等）和考古工作者发掘到诸如秦砖汉瓦的实物资料来证实。
关于两汉时期古揭阳县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怎样，文献记载资料很少，考古发现也比秦汉以前少，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潮汕地区发现的汉代遗址一共只有十多处。从这些遗址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对古揭阳地域的渗透过程：在西汉前期，潮汕地区的遗址只有澄海龟山，孤岛般为*所占据，而在今揭阳境内的榕江北河流域，有比较密集的土著越人遗存，到汉代中后期，汉文化势力似乎已深入到比较内地的榕江南河流域，揭阳白塔宝联寨山的木椁墓葬显示出岭北的文化风格。而普宁里湖松柏围的汉化越人墓，则说明东汉后期，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向榕江南河上游推进。（12）我们从这些汉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窥见汉代揭阳社会的风貌：遗址中出土的数量众多，品种多样的铁器，有斧、锸、刮刀、凿、钩、刀、锥、钉等，说明由中原传入的铁器在这里已十分普遍使用，铁器的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出土的陶器上各式戳印图案更多样，陶器釉彩更为丰富，有青釉、黄釉和绿釉，说明制陶工艺比以前大大提高；铜器中最普遍发现是五铢铜钱，说明这里的商品交换已有了钱币的流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而在遗址中发现玛脑珠、玛脑耳珰等饰物，一般认为是从海外输入的，反映了海外物品在汉代已输入潮汕地区，这是潮汕地区参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实物见证。（13）
二、自两晋到五代十国
这个时期是建置600多年的揭阳县被废止的时期。
自汉末至南北朝，中原战火不断，东南地区相对稳定，许多中原望族为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形成了秦汉以后人民南渡又一*。从粤东地区发现不少带有中原色彩的两晋南朝墓葬，可以断定，粤东地区是当时南迁的“流人”主要落户之所。中原人民的迁入，使粤东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迁入的中原人带来了先进技术，促进了沿海交通的发展，加强了粤东与内地的交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为了加强管理，必须增置郡县，于是对原来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在粤东，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分南海郡立东官郡，揭阳县属之。咸和六年（331），揭阳县地域析分为海阳、潮阳、海宁、绥安四县。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又分东官郡，以原揭阳县地域设义安郡，下辖五县：海阳县（今潮安、饶平、榕城、揭东、揭西、澄海等地）、潮阳县（今潮阳、普宁、惠来等地）、义昭（招）县（今梅县、大埔、平远等地）、海宁县（今福建龙溪一带）、绥安县（今福建漳浦、去霄等县），至此，建置600多年的古揭阳县被废止。之后在这片地域上的建置沿革是这样：南齐时，义安郡又增设程乡一县，共辖六县。隋开皇十年（590），义安郡并入循州，仅在原郡地设义安县。翌年，改义安县为潮州，辖海阳、潮阳、绥安、海宁、义招、程乡六县。隋大业三年（607）罢潮州，复称义安郡，归扬州管辖。武德四年（621），又改称潮州，废义安郡。唐高宗天宝元年（742），潮州改为潮阳郡。至乾元元年（758）又恢复称潮州，仍辖海阳、潮阳和程乡三县。后晋开运二年（945），程乡升格为敬州，潮州仅辖海阳、潮阳二县、一直维持到北宋。
尽管古揭阳县在晋安帝义熙九年已废止，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习惯于用揭阳来称呼后来改立的义安郡和潮州的地域。
三、宋元时期
这个时期是揭阳县复置，但地域比以前大大缩小，社会经济、文化进入全面开发的时期。
宋宣和三年（1121），割海阳县的永宁、延德、崇义三乡置揭阳县，县治设于刘黄村（今丰顺阝留隍镇）。绍兴二年（1132），又废揭阳县，全境并入海阳。同年，潮阳县也并入海阳，至此，潮州仅领海阳一县。绍兴十年（1140），揭阳县又恢复建制，县治初设于吉白村（今渔湖京岗）。后迁至玉窖村（今榕城），元代潮州改称潮州路，揭阳县属之。
宋元时期是中原文化成为潮汕主流文化和潮汕地区进入全面开发的时期。进入两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给中原以至江南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人民大量流亡。而这时东南沿海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开发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北方士民。因此，这个时期向南移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汉晋和南朝时期。揭阳重置县之时，正是中原和江南移民通过福建大量迁入潮汕地区的时期，其境内榕江平原因土地肥沃、人口不多，尚有大量大地可从事垦植，也成了移民的迁入点。这个时期，从福建沿海及潮州各地迁入揭阳的移*要居住在丘陵与沿江平原的接壤处，在这里可以“耕洋田，食江鱼、烧山柴”，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也有的住在平原较高地段。（14）大量移民的迁入，一方面使本县的人口大大增多。宋代揭阳的人口达6万人。另一方面又给本县的开发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因为这时南迁移民中江南籍比重较大，其中富有水田耕作经验的人民，是垦辟水乡的生力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垦，使揭阳“滨海斥卤并为膏壤”，大片土地得到精耕细作。各处筑圳挖渠，水稻大面积种植由占城（今越地南中部）引进的白壳占、黄壳占和赤壳占等双季稻优良品种，产量大大提高，榕江流域成为富庶的粮仓。粮食除了供本区人口外，还有输出。当时除水稻种植外，还大面积种桑养蚕，出现了“太平无事日，处处尽桑麻”的景观。（15）形成了以粮食生产的为主的多种经营态势。当时揭阳的地肥物丰，使不少名人来揭阳时不得不发出“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16）的赞叹。
这个时期手工业和采矿业也有所发展。虽然文献没多记载，但从潮揭交界的深坑桥下和埔田世德堂村水缸仔山等多处瓷窑遗址（17）的发现，说明当时的瓷器生产已很普遍。而车田、马硕、岭后、世德堂一带矿坑出土的一些宋代饮食用具和铁制掘进工具，考古鉴定是宋代的矿场遗址。（18）证明宋代已有了采矿业。
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的建设。县治榕城逐渐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署、学宫和俗称“禁城”的内外城墙及双峰、丰化等一批古寺名刹的先后创建。宋建的棉湖桥、德桥、深浦桥等十数座大跨度石桥及元代始建的仙桥，说明当时的建造技术已达相当水平。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文化教育也得到改善。宋绍兴十年（1140），学宫的创建，是揭阳县正式有县学的开始。加上乡贤开设的书院、书舍，使揭阳人向学之风日盛。参加科举和考取科举的人数渐多。据乾隆《揭阳县志》载，宋代揭阳以“贤良方正，经学优深，详娴吏治”三科而先后得荐辟或登进士者，即有19人之多。而且出现了一批怀瑜握瑾之士，其中，陈希伋以吏治文行卓著驰誉遐迩，人称“广南夫子”，他晚年在黄岐山开设书院授徒讲学，开揭阳“士知向学”之风；郑国翰与大理学家朱熹为同榜进士，致仕后在汤坑飞泉岭筑蓝田书庄课徒，朱熹亲临讲课；王中行生平以兴学崇化为首务，他编辑的《潮州图经》（又名《潮州记》），为最早的一部潮州史志；还有“志趣超逸”，为二苏（苏轼、苏辙）所交游的高士吴复古，是潮州前八贤之一。由于文风日盛，名人辈出，所以在宋代，揭阳也负有“海滨邹鲁”之美誉。
元代，揭阳虽维持县级的建制，但由于蒙古贵族实行歧视他族的政策，对广大人民肆意屠杀。宋景炎三年冬，元兵攻陷揭阳城，纵火焚城，屠杀三日，尸积如山，使繁华的榕城变成“萧条兵火后，井邑数家存”（19）的废墟。元军的高压政策激起了人民反元斗争的不断发生。这一切使揭阳在元代人口大减，据乾隆《揭阳县志》载，元代揭阳人口户数只有17671户，社会经济、文化一度停滞甚至向后发展。
四、明代至清中叶
这个时期，揭阳县的建制没有变，但因邻近新县澄海、丰顺的设置，割去揭阳县部分辖地，使揭阳县地域比宋元时又有所缩小。但这个时期是本县经济、文化进入鼎盛的时期。
明洪武二年（1369），潮州路又改称潮州府，属广东行中书省，揭阳县是潮州府管辖的四县之一。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揭阳之龙溪一都归海阳，又析揭阳之鮀、鳄浦、蓬州三都凑置澄海县。清初承明制，仍设潮州府，揭阳县属之，乾隆三年（1738），又割揭阳蓝田都九、十两图与海阳的一部分合置丰顺县，至此，揭阳县地域比北宋时的三乡十三都又减少了近五个都的范围。以后到清末，揭阳县的建制、疆域基本无变化。
明初，本县人口还是呈增长趋势，据乾隆《揭阳县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本县人口数是69660人；至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150年间，人口增至100614人。自嘉靖四十二年割四都给海阳、澄海二县后，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万历以后，由于山寇海盗的复起，尤其是明清之际，战乱频繁，使本县的人口急剧下降。从万历十年的66856人至崇祯五年50年间，人口减少至53555人。清朝确立在全国统治之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又增多了，至嘉庆二十年（1815），揭阳人口增至338459人。明清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一是大量移民的迁入，另一是原来居住户人口的自然的增长。
在人口快速增长的*下，本县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也有较大规模的拓展。由于*以农田水利建设的提倡和督促，加上人口的增加，可以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投入更多的人力，所以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明清时期，揭阳县主要完成的水利设施工程有：嘉靖七年（1528），经行人司正薛侃的倡议，海阳、揭阳二县七都，合力开凿中离溪，自龙溪迄桃山，开浚全长一千九百丈，连通原洲溪、西溪二水，利于灌溉和水运；万历二十六年（1598），海阳、揭阳二县四都修筑世美渠堤；（20）还有晚明在县城西北九十里的蓝田都修筑的湖坡，能“溉田殆百顷”；（21）乾隆二年（1737）地美都民郑文海等倡率乡人于沿海一带内浚溪源、外筑长堤，溉田御潮，数千亩瘠土变为腴田；（22）乾隆二十六年（1761），渔湖都乡绅孙容光等倡筑京岗堤，自员镜塭东，至林西港塭止，堤长十五里多，高七丈，并御咸引淡，凿田十五许，溉障田数百顷（23）；乾隆四十年（1775），知县刘业勤遣举人李世参董办增筑提防数百丈。（24）这些水利设施，改造了大片良田，使本县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至清初，揭阳的耕地已有6470多顷。水稻种植面积比以前扩大了，产量也提高了。揭阳成了有名的“米县”、其生产的稻米除了满足本县之外，还有大量输出。既输供府城和潮汕其它县，还远售闽省。当时揭阳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未过塘埔渡，先食揭阳米”，“揭阳三日无运米，潮州府城闹饥荒”。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揭阳稻米生产之多。
除水稻生产外，其它农作物如甘蔗、柑桔、荔枝、龙眼等水果和蔬菜也大面积种植，至明朝中后期，水稻、农作物生产商品化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
这一时期揭阳的矿冶、纺织和各种工艺品*等手工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矿冶业主要是铁、铜的冶炼，明代揭阳县的铁矿山约十二座；纺织业方面，当时揭阳生产的有苎布、葛布、麻布、蕉布，其中以苎布最出色。“苎布，九都皆有，乡无不织之妇故也，其精细者名‘机上白’，价可倍纱罗”。（25）其它的还有木雕、石雕、家具*、行器业等。这一时期，在榕城出现了按生产类目汇集的街坊地段，如北氵窖一带的铜锡器*业，打铜街的铜铁器加工业，南北氵窖及北门的造船业，南门的船篷竹器业，东门的油浆业，进贤门一带的夏布漂染业，史巷街的木工、油漆业，城西的灰窑业，观音仔街的成衣头饰业，衙前的刻印业等等，不胜枚举。
随着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县治榕城。交通畅通，货运转输便利，向有“商旅辐辏”之誉，是全县的商业中心。早在宋元时期，榕城即辟有南北二市，作为生活资料供需和农产品的集散地。明清时期，随着城区工商业的繁荣，乾隆二十六年（1761）增辟了大街市、新街市、新埠头市、东关外市、北关外市、西关外市6处，其中大街市、新街市和原来的南市，北市主要经营日用品和消费品，其余各市*农副产品和农具（26），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相互依托发展，在市区形成了专业性的商业街。如柴街、草街、打铜街、灰粉街、竹蔑街、家私街等。（27）除城镇集市外，到明朝后期，各地乡村也出现了大批大市集，有田步、河婆、钱岗、仙溪、马山、大井、湖头、桃山、塘口、棉湖。（28）
从明朝到清初，揭阳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稻米和蔗糖的输出，当时揭阳港成为潮汕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其粮食交易额之大导致明代官方专门在揭阳抽取粮食交易的落地税，为它县所无。另一个就是蔗糖的输出，据县志载：“甘蔗……揭所产者曰竹蔗，可炼浆作糖，以贩吴越，人多以此为利”。又“糖：以牛车绞出蔗浆，炼成乌糖、砂糖、白糖，商人以海船贩吴越间，获利甚溥”。（29）到了清代，海禁改除后，揭阳海外贸易国输出品就更多种多样了。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的鼎盛，明清时期是揭阳文化教育鼎盛，人才辈出的时期。明朝定鼎后，为延揽人才，乃重兴黉宇，开科取士。明洪武年间揭阳县学得到重建，以后又不断扩建和修建，县学成为城邑中学子讲求学问之所。嘉靖初，城厢又建有社学10所，崇祯末年，又在韩祠设习射堂和文起书院。至此，本县的教育机构初具规模。清初，在沿用前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大开恩科，选拔人才，使揭阳向学之风更盛。于是有了大批书院之设，清代新设的书院有榕江、蓝田、梅岗、兴道、宝峰、神山书院。学校教育的高涨导致科举的鼎盛。明清时期，揭阳中进士者有43人之多，中文举人者有282人，武举人有77人。其中明崇祯元年（1628），邑人郭之奇，宋光禴、黄奇遇、辜朝荐同中戊辰科进士，史称“戊辰四俊”，康熙年间林德镛以臂力过人而夺得武状元等等，都是揭阳科举史上的美谈，在这些科举人才中，有的以吏治闻名，有的以军务振边，有的以理学明世……可谓英才辈出。其中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翁万达一生“南平登庸，北惩俺答，筑边城八百里，赈饥民二十万”，被誉为“岭南第一名臣”；正德年间进士薛侃，曾师事理学家王阳明，深谙其致良知之说，并为王学在潮汕乃至岭南的传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被江西人称为“揭阳公”的王昂，（30）《明史》称其为“大家之裔、科甲之家、学识文胆，法崇誉高”；清代总纂《潮州府志》的杨钟岳，曾为福建学政，闽人至今思念之；郑大进因富吏识而官至直隶总督等等。
纵观古揭阳县历史发展过程，可谓历史悠久，自宋以后，更是文化发达，人文蔚茂。诚如志书所称：“邹鲁之流风，韩赵之遗泽，历代不替”，不愧是广东省的历史文化名城。
注释：
（1）饶宗颐：《潮州府志·沿革志》。
（2）曾骐：《南澳两处古遗址研究》，载《潮学研究》第2，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3）邱立诚、曾骐：《沦浮滨文化》，载《潮学研究》第6，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4）邱立诚：《浮滨、联饶古墓葬略述》，载潮汕风采文丛之《潮人探奥》，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年出版。
（5）同（3）。
（6）以上观点参考饶宗颐：《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载《潮学》总第2期。曾骐等：《仙桥石璋：兼论先秦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载《汕头史志》1996年第4期。
（7）曾骐：《韩江流域史前考古与潮汕文化源》，载《潮学研究》第1，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8）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48—49面，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9）黄挺、陈占山著《潮汕史》上册63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0）邱立诚：《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初识》，载潮汕风采文丛之《潮人探奥》。
（11）陈历明：《从考古看潮汕》，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第三辑。
（12）上述观点参考黄挺、陈占山著的《潮汕史》上册第四章第一节第三部分“潮汕汉代遗址”。
（13）邱立诚、杨式挺：《从考古文物资料探索潮汕地区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载《潮学研究》第2。
（14）李铎：《历代中原移民在揭阳定居概况》，载《揭阳史事拾零》第二集。
（15）诗句出自宋皇佑年间任潮州知州的彭延年致仕后卜居浦口村时写下的《浦口村居好》五首，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艺文》有录。
（16）宋·杨万里：《揭阳道中》，载乾隆《潮州府志·艺文》。
（17）、（18）张宗仪、张秀清主编的《揭阳县文物志》第2章第3节。
（19）明·谢宗鍹：《过榕城》，载乾隆《潮州府志·艺文》。
（20）上述二项出自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艺文》。
（21）乾隆《揭阳县志·方舆》。
（22）清光绪十六年王崧修，李星辉纂《揭阳县续志·人物》。
（23）同（21）。
（24）同（22）。
（25）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物产》。
（26）参考孙寒冰主编的《榕城镇志·商业志》。
（27）参考陈宪成：《榕城旧市街的形成和名称的由来》，载《岭南文史》（揭阳文史专号），1999年第4期，总第52期。
（28）参考黄挺、陈占山著《潮汕史》上册第九章第三章第四部分中“明代后期潮州乡村大市集一览”。
（29）陈树艺：雍正《揭阳县志·物产》。
（30）王昂因弘治年间任江西永丰县令时，政绩卓著而被称为“揭阳公”，死后被列为名宦，配祀当地孔庙。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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