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安在？！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来源：好上学 时间：2023-07-31
少年中国安在？！
一群无比痛恨应试教育的父母，唯恐通不过没天理的考试；
一群无比钟爱自己孩子的家长，整天琢磨着怎样虐待孩子。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人人痛斥着体制的不公、名校的黑暗、教育的乖张、课本的老朽、师资的颟顸、“特长”的猫腻、拼爹的*……
但只要一个声音高叫着：进来吧，给你名额！立马就有无数膝盖放弃围观，放弃*，跪倒在矜持的校门前。
自己不咋地，却强迫孩子“只准第一”、只准“凤凰高枝”的风气已经蔓延三十年，终于演变成人人争先的超前阅读：“初中学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入幼前数字加减……远远地，我们只看到一群群披头散发、口气浑浊的母亲拽着孩子奔跑，奔跑——“占坑”、报班、学文艺、考奥数、找关系、塞红包……
没有比我们更爱孩子了。因为只有一个。
“如果给他们快乐的童年，社会将给我们凄惨的晚年！”
于是，在人人知道的残酷下，人人玩得乐此不疲。就像贪腐的浪潮，人人痛斥着贪腐，也人人暗羡着贪腐，因为“适度贪腐，暗合民意”？
呜呼！如果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则推论一定是可怕的：没有童年，就没有少年，没有少年，则“少年中国”安在？！
一个出土就成年的社会，少年中国安在？！
谁*了教育恐慌
在饭桌、在微博、在论坛，他们一边在热议、热评、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一边在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对所谓“减负”措施不屑一顾。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是谁*了教育恐慌？
9月，是传统的开学季，暑假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一学年开始。
不过，对中国无数中小学学生来说，他们只是刚刚结束了“第三学期”，无论是“补差”还是“培优”，只有“暑”没有“假”，是这些孩子对暑假生活的总结。
尽管，早在2000年初，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禁补令”，而且每到暑假之前，各地教育管理部门都会再次重申，但谁都知道，学校内部的假期补课屡见不鲜。对这些“顶风作案”的学校来说，若说全是为了赚点补课费，多少是有点“冤情”的——校长的压力不光来自上级部门，还来自不同意校方“放羊”的家长们，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不补课等同于不负责任。
显然，对很多教师来说，这个暑假跟往年一样忙得不可开交。老师在家开“小灶”是全国皆知的“秘密”，暑假期间，名校名师一天早中晚连轴上三至四场补习班是家常便饭。实事求是地说，不少老师也常常是身不由己，方方面面托来的关系、家长的再三恳求，使他们根本无法逍遥江湖。
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那么，社会上的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暑期班人满为患，每场补习结束，校门外接送学生的车辆常常造成交通拥堵。
事实上，校外培训机构的周末市场的人气从来不输寒暑假。从形形*的英语，被痛批、禁赛后改头换面的奥数，到语，数、外等主课的提前教授及同步复习……再加上钢琴、游泳等文体项目，从学前的准小学生到初三、高三的准毕业生，全年龄段、全系列、全方位、全需求，都可以在各种培训机构找到对应的课程。家长们热切的需求，使得中小学校外教育市场爆棚，使得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令人咋舌，据传，有主打“*”高端补习市场的培训机构正在迅速扩张，积极酝酿上市。
如今，有关教育的种种，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容易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具体如择校、课外班、与老师相处，宏观如教育体制以及最近出台的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异地高考。
在饭桌、在微博、在论坛，他们一边在热议、热评、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一边在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对所谓“减负”措施不屑一顾。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
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是谁*了教育恐慌？
沉重的起跑线
女儿今年该上小学了，父亲刘明（化名）早早开始准备，他打算让女儿进一家民办小学，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上海市某区算是“名校”。尽管已经听说过“幼升小”考试的种种故事，面试场面还是让刘明意外——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气氛就像是求职。
如果被叫到名字，孩子会被带到考学生的考场，家长则被带到另一个考场——学校不仅要考察孩子，还要考察家长，按照刘明的理解，主要是看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重视。
面试出来，女儿告诉刘明，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甲乙两个人数羊，甲给乙一只，甲乙的羊一样多;乙给甲一只，甲的羊是乙的2倍。问，甲有几只羊，乙有几只羊？刘明理工科博士学位，但女儿的面试题居然一时难住了他，后来回家列了方程式才算出来。
刘明的经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体验，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家长们难以想象上小学要经过这样的竞争。在这一代家长的记忆里，只要到了入学年龄，父母就会把自己送进小学，升学压力至少要到中考才有体会。
升学竞争的低龄化，在最近十多年中愈演愈烈，教育主管部门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试图改变现状，但效果显然不好。2012年5月，国家教育部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南》），详细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做到什么。《指南》指出，5-6岁的学龄前儿童，“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对于识字数量、拼音知识、英语能力等某些“幼升小”考试内容，《指南》没有提出要求。
某些“幼升小”的试题远远超越《指南》要求，但就算家长意识到考试太难，为了进好学校，该学的还是得让孩子学。
一边埋怨考试“变态”，一边为孩子考试准备——各种家长论坛里，随处可见如此纠结着的家长们。
某家长论坛上，一位妈妈讲述了带孩子考小学的经历。这位妈妈说，原本以为孩子小不懂压力，当孩子得知没有通过一所小学的考试后，哭得特别伤心，她才突然感到内疚，不该让孩子过早参与竞争。
“幼升小”如此，“小升初”竞争更甚，原本以普及教育为初衷的义务教育阶段，充满了残酷竞争的气氛。入学时“打破头”，入校后，竞争从“拼爹”转移到孩子“拼成绩”，“减负”常常流于口号。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对全市33所中小学二至八年级的121名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学生每天在校时间随年级上升而上升，最长的达到10小时，最短的近7小时。所有核心课的周课时数都要超过课程计划，语文课超出最多，各年级都超出1节可以上，到了五年级要超出将近两节课。“名校”的平均周课时数为38，要比一般学校高出3.27。
为了进好学校，有人“裸考”，有人靠“关系”。“没想到从幼儿园就开始拼爹啊。”一位3岁女孩的父亲，无奈地感叹。他从业于媒体，人脉关系算得广泛，但在给女儿报名上海一家区重点幼儿园时，还是深感艰难。
尽管教育部门三番五次禁止择校，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但家长们总是有办法区分学校的优劣，并动用一切能量让孩子进入那些掌握优质资源的学校。
这种鉴别能力和“弄”进好学校的本事，是暧昧和含混的，其中的奥妙，让缺少“关系”的老外无所适从。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韩裔美国作家，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站上，撰文讲述了她的儿子在上海择校的困惑。这位女作家不想让儿子上“国际班”，因为这种班常是成绩较差外籍学生聚集的地方。但如果想进较好的公办学校，女作家没有“熟人”。最后，她的儿子进入一所普通公办中学，她和儿子慢慢知道，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很可能无法考入理想的大学。女作家最终无奈放弃了让孩子在中国读书的实验，选择去英国上学。
中国家长显然没有如此多的选择，因此，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区分好学校、好班级，然后将孩子“弄”进去。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初衷是减轻学生升学压力，但事实上，这一政策客观上让竞争转入“地下”。
中式教育的症结
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事实上，标准统一、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不时会受到称赞。布什*在2002年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州*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甚至关闭学校。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
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张人利认为，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
但在中国国内，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
学业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竞争越来越早……面对各种批评，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某个小朋友，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
教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岳龙告诉记者，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
岳龙说，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上一代家长的观念里，“教育”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如今，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还要承担心理疏导、人生指导的责任，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统一、单一的评价机制，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独木桥”。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做了一番阐述：“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可如果做得过头了，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考试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高考就是这样。”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他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扬长”——发掘学生的天资、潜力，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刘京海认为，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过去大学录取率低，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录取率高了，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
不过，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更多的阻力来自对“公平”的担忧。“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
“好学校”神话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
因此，围绕“素质教育”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奥数、艺术考级、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加上更多压力。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是家长们对“好学校”的追捧。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些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生源优质，因此，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张人利认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他的一个证据，同样来自PISA测评。“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职校。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也就是说，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也有高职、中专学生。测评证明，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
在张人利看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但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被夸大了。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好学校”：人人都想进“好学校”，“好学校”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一个班四五十人，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班级规模小，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均衡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你考的那些证，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夏惠贤如此回应。
“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张人利看到，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而且单一，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哈佛男孩”、“哈佛女孩”，追求分数、“好学校”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
张人利说，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媒体的宣传、舆论的导向，都在渲染高分、名校、出人头地的魅力，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家长怎能脱离俗套。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8月，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却耿耿于怀。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苹果”三件套，价格超过2万。母亲无力负担，蹲在墙角擦眼泪，而女儿大喊：“不给我*，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然后扔下母亲离去。
“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完全怪教育吗？”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张人利。“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如果要追究，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但，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
在张人利看来，学校教育被赋予无法承担的重任，而事实上，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社会。
这一点，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大一统的教育本来就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这种方式给家庭教育留下很大的空间。“比如美国等国家，学生下午2：30放学，剩下的时间是交给家庭的。家长的教育是无法被学校替代的，特别是像中国的学校，有的班级五六十名学生，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张人利经常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老师教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但学生回家坐在父亲的车上，父亲就闯了红灯。小孩问爸爸为什么闯红灯，父亲回答说晚上没警察，不要紧。”张人利说，孩子都是生活在家庭、社会中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学校教育的身上。 中国最有名的“在家上学”案例是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他的儿子郑亚旗，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敢”让孩子远离学校，在家教育。
面对现实的教育环境，有人迎战，有人则选择逃离。最近几年，“在家上学”从个别名人家庭蔓延到普通人家庭中，做出如此选择的家长自信，他们能够给孩子比学校教育更好的教育。“在家上学”可以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可以让下一代暂时逃离残酷的考试竞争，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风险。
